主持人：下面请于竞进局长通报一下情况。
据估计，英国80-90%的鸡蛋都是狮子蛋。美国沙门氏菌食物中毒每年十数万人。
在美国缺乏狮子蛋这样的全国性项目，产蛋鸡也打沙门氏菌疫苗，但都是生产者基于减轻法律责任或者招回风险而自己选择的，因此，远不如英国普遍。沙门氏菌能引起食物中毒，在1980年代末期，英国因之食物中毒者达到数万人，在1988年，当时的英国卫生部长说了一句大实话，英国鸡蛋大多都有沙门氏菌感染，引起英国鸡蛋市场暴跌，一夜之间，蛋销量减少60%。到了1970年代，胆固醇高引起心血管疾病成为公共卫生常识，鸡蛋由于富含胆固醇而成为抵制对象，起码蛋委会的促销广告在国家政策制定者眼中看起来非常不合适，国家统购统销受到了压制竞争、扰乱市场等严厉批评，蛋委会寿终正寝，狮子蛋随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对英国人来说，狮子代表着质量，狮像标记中有该蛋最佳食用期限、生产农场代码、以及产蛋的母鸡是笼养的、圈养的、放养的、还是有机食品喂养的等信息。前不久，英国有报导连续检测了24000只狮子蛋，没有一只蛋有沙门氏菌感染。
在消费者看不见的背后，获取狮子认证包括一系列的从生产到包装到销售的质量监控体系，狮子蛋要求每一个蛋都能从消费者的手上追索到产蛋的农场，认证机构要针对农场卫生条件、产蛋鸡的福利、喂养的饲料、以及蛋的处理运输等过程进行详细的监控，以确保蛋的营养与安全。在狮子蛋的认证要求中，产蛋鸡要为人打两种沙门氏菌疫苗，以保证狮子蛋没有沙门氏菌。他自己的科学好奇心被完好地封存在一张被放于书架顶部的火箭模型照片中，它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太空计划的缩影。
这超出了此前在美国生活工作超过了 20年、并力图改变中国科学面貌的饶毅的想象。现在，他以一名普通教授以及北大-IDG/麦戈文脑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继续着他在北大的工作。饶毅早在 2007 年就为他的四居室付了钱。从而导致他受到很多人的敌视。
饶毅带领我参观了他与妻子以及儿子 David 的房间（他们的女儿正在美国留学）。饶毅说， 这不得不让我深思，我属于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是的，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属于这里，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尽力让这里变得更好。
饶毅指着餐室谦虚地说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的父母满意，邻居满意，领导满意。他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的各种决策，比如 911 事件后美国未经审判就将恐怖分子嫌疑犯关押到关塔那摩。为了帮助改善中国，饶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他最熟悉的科学方面。
饶毅为客厅设计了一套富有中国风的内饰，他最得意的是他那两个挤满了史书的大书架。饶毅含糊地指了指他的邻居们说：当时很多人去抗议，但我却置身事外，因为如果我参与其中，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过分‘张扬的行为。饶毅在 2007 年做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放弃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但饶毅的回归并非一帆风顺。
饶毅说：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科学家，中国太空计划的领导者。在返回中国之后，饶毅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但他的孩子仍然保留了美国国籍。
他被迫等待了四年才正式乔迁入住。最后，对于中国科学未来的不确定性，他带着充满希望的笑容说道：走着瞧，最终我们将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每年十月在诺贝尔奖公布的季节，中国仍感别扭。经费滥用和学术造假仍是重疾。这很像我，一个复合体。那些被选上的人显然不如我们，饶毅说， 这是不合常理的。去年 9 月，他以身作则又辞去院长职务，他认为某些人在官场行政位子上坐得太久，舍不得下来。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文化
但是为什么办不好？问题在于专家不够。从医疗经费投入上看，发达国家用于防病的占了1/3，中等的也占百分之二十多，中国在10%到12%之间徘徊。
要真正把社区卫生工作办好，一个是经济上要保证，二是必须要保证高质量的全科医生的培训以及教育。但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不是什么问题，早就出来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
找一个医生，训练三个月，就成全科医生，那怎么行呢？必须从大学开始学起。我们是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个体系。
他认为，在1990年代初，医改指的主要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补偿机制的改革，但后来的医改，除了这一块的任务，又加上了医保和药改两大范畴，范围更大也变得更复杂。但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孙隆椿自己也不大清楚。问：是财政分配出了问题？孙隆椿：财政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说是预防为主，实际上没做到。但现在社会已经不适应这个体系了，我们要建立两层结构，双向转诊，一定要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项功能做到位。
何况公立医院有科研教学这些配套体系，在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很难想象会跑到民营医院去。预防为主其实在解放后就提出了，2009年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就是不够重视。
但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核心改革，却没有多少触及。孙隆椿认为，一些在90年代医改时就被发现和讨论的医疗体系改革核心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
而且钱要放两头，既要保证需方患者，也要保证供方医院。医生要发工资，医院要买设备，供方有条件才可以治病。
医改难，我认为难在政府投入和总思路的设计、确定。总之，民营医院想办全方位的医院不容易，可能办专科医院会好些。当然现在也不是马上就把钱都投到预防上，要逐渐过渡。我建议，到2016年国家再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搞一到两年的调研讨论，对预防为主，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公立民营医院合作等重大问题拿出意见供中央参考。
199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全面开启的时代。孙隆椿，前卫生部副部长，谈到医改问题，叹了口气，过去讲了很多，也不起作用。
但是只能说还没达到我们设想的那个水平。不只是民营医院不够，全国都不够。
2006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医保方案、新农合方案也执行了，不是完全没有效。预防为主的工作效益也是逐渐发挥作用的，到每个人看病少了，就会把多余的医疗费用调到预防工作上来，这是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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